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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卢彩晨: 本科高校转型将改写中国高等教育史

作者:刘增辉 来源:在线学习 阅读:252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卢彩晨认为,从理论来看,研究型大学的主要任务是认识世界,应用型大学的主要任务则是改造世界,二者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并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应用型高校不仅不会“降格”,反而会逐渐“升格”。“本科高校转型将逐步改变我国部分地方本科院校长期以来的‘黑板上种田式’教学方式,并将在某种意义上改写中国高等教育史。”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卢彩晨

推动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2016-2020年)》明确提出,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2019年1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20条”)进一步提出“到2022年,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的发展目标。 
这场高教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将给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带来哪些影响?本刊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卢彩晨博士。

研究型与应用型高校将“双轨”并行 
记者:“职教20条”明确提出,到2022年,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要向应用型转变。这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意味着什么?
卢彩晨:转型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可以极大地缓解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为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做好技术技能人才储备,为那些希望继续就读的中专、专科学生以及需要继续学习的社会成员提供一个通道,更重要的是,它将逐步改变我国部分地方本科院校长期以来的“黑板上种田式”教学方式,并将在某种意义上改写中国高等教育史。

记者:为什么这样讲?
卢彩晨:回顾建国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文革”之前,我们向前苏联学习,高等教育是按照专业培养专门人才。可以说,正是由于当时的高校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才确保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
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9年扩招以来,
许多高校热衷于“升格”,热衷于追求博士点硕士点,逐渐走上了所谓的学术型或研究型大学之路。其结果是,由于某些高校盲目“升格”,所培养的人才研究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都无法令人满意。这不仅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所培养的人才也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鉴于此,为了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2013年,国家有关部委就开始酝酿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1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其中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不仅如此,2019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再次重申:“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校开办应用技术类型专业或课程。”这些举措不仅意味着一段时期以来高校盲目“升格”的热潮将逐渐退去,也意味着本科高校单一性地培养学术型或研究型人才的“单轨制”形态将宣告终结,研究型高校和应用型高校并重并行的“双轨制”时期即将来临。同时,也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将进一步优化,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类各层次人才将最大限度地逐步得到满足。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将被改写,高等教育将翻开新的一页,迎来新的时代。

记者:当前,对于什么是应用型高校有很多说法,您能否给出一个定义?另外,在相关文件中,有“应用型”“应用技术型”两种说法,您认为哪个概念更合适?
卢彩晨:“应用型高校”是一个比较概念,是相对于“研究型高校”、“教学研究型高校”而提出的。如果说研究型大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科学研究、在于认识世界、在于创造新知和培养研究生,那么,应用型高校的主要任务则在于运用人类社会成熟的、系统性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职业技术技能知识,组织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从事职业工作的能力,其主要目的是改造世界和为人类社会提供服务。所以,应用型高校是运用人类社会成熟的、系统性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职业技术技能知识,组织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并通过社会实践,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从事职业工作能力的一类高校的总称。
需要注意是,《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使用的是“应用技术类型高校”。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使用的是“应用型高校”。按我的理解,“应用型高校”比“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内涵更丰富,它不仅要包括“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教学,还应该包括“职业技术技能”的教育教学。

积极借鉴国外高校转型经验
记者:这是中国高校第一次大规模转型。国外是不是也有应用型高校,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卢彩晨:国外也有类似的应用型高校,只是各国的名称不太一样。比如德国和奥地利称为“高等专业学校”,法国则称为“大学技术学院”。从国际通用的称谓来看,一般称为“应用科技大学”。就发展历程而言,以欧洲为例,大部分国家的应用科技大学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创建的。如瑞士的应用科技大学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与综合性大学和教学研究型并行隶属于高等教育体系,是职业教育领域中高等专业学院与不同支撑载体的结合。1995年,瑞士颁布了《联邦高等职业学院法》,将全国60多所高级职业技术学院按地区合并成7所应用技术大学。
据统计,截至2007年8月,部分欧洲国家拥有应用科技大学数量分别为:奥地利20所,丹麦10所,芬兰28所,荷兰39所,葡萄牙20所,瑞士9所。从在学学生数量来看,以德国为例,根据2010年冬季学期统计,其应用科技大学在校生为71.3万人,其中工程类专业在校生共计24.2万人,提供约全国57%的工程类学习位置。

记者:那么,这些国外高校的实践能为我国高校转型带来哪些启示呢?
卢彩晨:国外应用型高校的兴起和发展,对我国建立应用型高校无疑具有重大启示和借鉴意义。其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适时创办应用型高校。欧洲一些国家的实践表明,当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必须适时建立应用型本科高校,以满足经济社会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根据欧洲发展应用科技大学的经验,应该积极推进应用型高校建设,以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
其二,应用型高校应该有自己的设置和评价标准。从欧洲许多应用科技大学发展来看,其应用型高校的设置标准与研究型高校的设置标准和评价标准不同。比如德国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其应用科技大学要求教师必须具有博士学位,且必须有5年的企业工作经历。可见,研究型高校与应用型高校对师资的要求存在本质区别。我们应该学习欧洲国家的做法,切实抓好师资队伍建设,如此,才能将应用型高校办好。
第三,科研也是应用型高校的一项任务。事实上,从欧洲应用科技大学来看,他们并非不搞科研,而是积极开展应用型科研。因此,我们应该注意,不能将科学研究彻底排除在应用型高校的大门之外,应该在传授已有科技知识和职业技术技能知识的同时,搞好应用型科学研究,以此提升应用型高校的发展后劲,助力应用型高校可持续发展。
第四,立法是确保应用型高校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比如,1986年荷兰颁布《高等职业教育法案》,确立应用科技大学与其他大学教育同等的法律地位。1993年出台《高等教育和研究法案》,使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学术教育得到了很大融合。正是由于有法律保障,欧洲许多国家的应用技术型高校才得到了健康发展。我国也应该加强立法,确保应用型高校的地位。

办学标准和评价标准事关转型全局
记者:我国提出高校转型已有多年,结合您的研究,您认为难点在哪里?
卢彩晨:其实,早在2013年,教育部有关司局就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转型的事情了。自2014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正式颁布,至今已有将近5年时间,期间各省积极响应国务院的要求,基本都出台了相关文件,并列出了试点学校名单。
总体来看,各地各试点院校进展缓慢,情况不容乐观。我认为,转型的难点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观念问题,二是师资队伍问题,三是课程问题。
从观念层面来看,有些转型高校认为转型是“降格”了,因此,从内心里不愿意转型。尽管表面上说要转型,但骨子里是十分不情愿的。其转型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思想认识不统一、不到位,转型结果可想而知。从师资队伍来看,尽管各地高校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师资队伍较前些年有所改观,但总体看,距离真正的“双师型”师资队伍还有很大差距。从课程设置来看,尽管许多转型试点高校在课程设置上做出了很大努力,积极推进“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改革,但总体而言,以往的学科性课程仍然占很大比例,亟待改进。
另外,时至今日,国家和地方政府尚未出台应用型高校办学标准和评价标准,这虽不是转型的难点,但事关转型的全局。正是由于至今没有相应的设置标准和评价标准,才导致转型试点高校不清楚应该往哪里转,也不清楚究竟转到何种程度才算真正实现了转型。因此,建议有关部门或各省市尽快出台应用型高校设置标准和评价标准。如此,才能推动各地试点高校加快实现转型,真正实现引导一批普通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目标,促使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实现优化。

记者:要转型就需要办学标准、评估体系,您很早就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这项研究调研了多少学校,取得了哪些成果?就办学标准而言,包含哪些指标?
卢彩晨:深入研究还谈不上,我只是在2014年的时候,受教育部规划司委托作为课题组成员组织并参与过相关研究。当时共调研了北京、重庆、天津、浙江、山东、黑龙江、陕西、江西、福建等9个省市的21所高校。这21所高校包括北京石油化工学院、重庆科技学院、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山东交通学院、黑龙江工程学院、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等。
通过调研,基本上把握了各地方高校对转型的认识和看法,了解了地方普通高校的办学条件、办学基础与办学实力,特别是了解了地方普通高校的师资队伍情况、产学合作情况,以及专业和课程设置情况,还有科研和经费来源情况,尤其是对转型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为研究制定应用型大学标准奠定了基础。
同时,通过调研也发现,地方高校的转型发展基础与诉求存在差异,不同类型院校的转型基础不同。行业院校和高职“升格”的院校办学基础较好,转型起步早,具备一定的转型基础,而师范类院校受综合性大学非师范生的冲击,加上专业基础薄弱,历史包袱沉重,师范名称可能会阻碍其转型发展。
就办学标准而言,我们的研究认为,至少应包含办学定位、基本条件、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培养模式、招生结构、就业匹配、社会服务等8个一级指标。同时,设计了37个二级指标,包括有明确的应用型大学办学理念、明确的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定位、办学定位在学校章程中有具体体现、学校有社会各界参与的理事会或董事会,以及具有研究生学位的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达到30%、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为15%、“双师型”结构师资队伍数量不少于专任教师总数的80% 、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教师不少于30%、有适合“双师型”教师队伍发展的聘任制度和培训制度、师资到企业培训时数不少于工作总时数的20%等。

转型并非“降格”
记者:您前面提到,有些高校认为转型是“降格”,这确实是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心结。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卢彩晨:其实,转型并非“降格”,本科院校还是本科院校,何来“降格”之说呢?之所以有些人认为转型是“降格”,我认为,这与多年来许多人对高等教育的片面认识或错误认识有关,同时,也与许多人对大学分类和发展趋势不清楚、不了解有关。
长期以来,在许多人心目中,研究型大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高水平”大学,是“高人一等”的大学。在他们看来,只有研究型大学或综合性大学才是真正的大学,而其他大学,如应用型大学或职业型大学是“低水平”大学,是“二流大学”。再加上一直以来国家对研究型大学确实投入了较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远远超过对其他大学的投入。而且,在毕业生就业方面,也确实存在着研究型大学或综合性大学毕业生比较好就业或者就业情况比较好的现象。这些无疑都进一步抬高了研究型大学的地位,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研究型大学的崇拜。所以,  才有了转型即“降格”之说。他们认为,如果转型,学校的实际“地位”将会下降。
事实上,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说,转型都不存在“降格”。从理论来看,研究型大学与应用型大学,一个的主要任务是认识世界,另一个的主要任务则是改造世界,二者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并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从实践上看,国外应用技术大学与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是并重的,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有些应用型大学已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在实践上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长期以来,研究型或者学术型本科高校一直过剩,而应用型本科高校严重不足,这一点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中就可以得到充分证明。许多高校都在忙着“升格”,忙着上博士点硕士点,不仅导致大学毕业生出现了结构性的就业矛盾,还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从发展趋势来看,我认为,未来应用型高校不仅不会“降格”,不仅不会被人瞧不起,反而会逐渐“升格”,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及实际地位与作用都将得到进一步提升。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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