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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数字化阅读实验室主任郭文革:在线教育将迎来第三次创新和突破

作者:刘增辉 来源:在线学习 阅读:2760

此次大规模的在线教学探索,为在线教育带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随着在线教育产业链分工的逐步形成,在线教育将迎来“第三次”创新和突破。这一次的重点,是在办学制度和办学模式上寻求新的突破。

本刊主笔 刘增辉

责任编辑:周淼



疫情期间,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校,都开启了线上教学。那么,这场大规模的线上教学将给高等教育带来怎样的影响?高校继续教育应朝什么方向发展?本刊就此对话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数字化阅读实验室主任郭文革。


撰写教学指南


在线学习:疫情期间,高校开展大规模线上教学。作为在线教育专家,您做了哪些工作?

郭文革:我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就投入到了在线教学工作。北大2月17日开学,但北大教育学院有一个非全日制的教育博士(EDD)项目,授课时间集中在寒、暑假,原计划2月3日开始面授教学。疫情的发生,首先就影响到EDD的教学:如果全国各地的EDD学生集中到校园来上课,可能危及到老师、学生的健康和安全。鉴于此,学院在1月24日大年三十,就成立了“EDD课程预案”小组,为这次的EDD教学,挑选和设计合适的在线教学方案。我是小组的成员。
从2016年开始,在跟以色列和德国同行交流时,我注意到国际上基于Zoom的同步直播在线教学增长得很快。跟传统的异步在线教学相比,这种同步直播教学具有前期准备时间短、与课堂教学相似度高、迁移成本低等优点。考虑到大多数老师、学生没有完整地上过一门在线课程,我为EDD教学选择了同步直播在线教学的方案,并得到ClassIn平台的支持。随后,我又协调学院教务和ClassIn技术团队,合作开发了教师/学生手册,进行了一轮助教培训、两轮教师培训,建立起一支学习支持服务团队。随后的EDD在线教学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效果。
从2月初开始,北大教务部、研究生院等都已开始为2月17日的春季开学做准备。EDD在线教学的先期实验,得到了北大领导和管理部门的重视。2月3日,北大校园网报道了教育学院的在线教学探索。郝平校长、叶静漪副书记来到教育学院调研,了解EDD教学的经验。
针对学校的在线教学需求,我在2月4日起草了《高校在线教学Step by Step简易指南》,2月6日发布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公众号上。随后,北大研究生院、北大医学部、医学教育研究联盟等,都转发了这个指南。这应该是最早出台的高校在线教学指南。很多高校后来制定的指南中,都采纳了北大版本中“同步直播教学、异步在线教学”的表述,引起了很大反响。北大2月17日正式开学后的一周,我又参与了对北大青年教师的在线教学培训,并以自己的课程为例,撰写了《如何提高在线教学质量:参与、交互设计是重点》的教学案例分享,践行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号召。

专业化学习支持服务队伍是关键


在线学习:就教师和学生而言,北大在线教学有怎样的特点?
郭文革:
北大的这次在线教学总体进行得比较顺利,我觉得首先是因为学生都是成年人,无论是读写能力、信息素养,还是自我管理能力,都能满足在线教学的基本要求。其次,大学的教辅、技术支持团队,其体系比较成熟。以前主要是支持线下教学的,这次动员起来,经过培训,就变成了一支强有力的线上学习支持队伍。以学院的EDD课程为例,每一门课都安排了一位学生助教,辅助老师进行平台互动方面的操作,老师把注意力聚焦在内容和思维品质上面,有效地提高了在线教学的质量。
在线学习:和大学相比,中小学在线教学出现的问题比较多,对此您有怎样的看法?
郭文革:我以前主持的在线教学项目,无论是中小学教师培训,还是面向初、高中学生的“数字化阅读”,采用的都是基于Moodle平台的异步在线教学模式,文字阅读和写作是这类在线教学的主要交流手段。所以,我一度坚持认为,小学生不适合在线教学。但是,VIPKID、新东方、好未来的线上小班教学(同步直播模式)的成功,让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这一判断。
针对这次中小学在线教学中出现的问题,我认为需要分析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在线教学设计的问题。原有的在线课程设计理论,很多是基于异步在线教学提出的,对于同步直播教学应该怎样设计,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甚至要向校外培训机构学习,看看他们是如何按照儿童的特点设计同步直播课程的。第二,控制班额,建立专业化的学习支持服务队伍。除少数大城市以外,中小学班额普遍偏大,学校的教辅和技术支持人员不足。这次在线教学暴出的诸多不足,如果有助教的辅助,提前进行演练的话,都是不会发生的。教学设计的适切性、支持服务是否到位,是影响这次中小学在线教学满意度的主要原因。
      

在线教育已与20年前截然不同


在线学习: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实际也是观察现代远程教育试点20多年成果的一个窗口。网院为开展校内在线教学做了大量工作,对此,您如何评价?
郭文革:
我的博士论文是《中国网络教育政策变迁》,这本专著2014年出版。上篇分析了1999年起步的中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实践探索。我认为第一批网络教育学院的院长是“第一代”中国网络教育的“创业者”,为中国网络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下篇我用三章阐述了《互联网:一个全新的教育生态环境》,试图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关照在人类教育发展史上,在线教育的定位和未来发展。因此,最近几年我对在线教育的观察,主要是从“新生态”的角度,对2014年出现的一批依靠风险投资起家的、中国“第二代”网络教育的“创业者”进行了大量近距离的观察,对网院近几年的发展,我了解的不是太多。


在线学习:现在的在线教育具有怎样的特点?变革之下,网院如何在校内教学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郭文革:
今天的在线教育与20年前网络教育刚起步时相比,所处的生态环境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优质内容的生产与销售、同步教学平台、异步教学平台、教学支持服务等,正在形成合理化分工、相互协作和相互嵌套的新产业链结构,内容资源正在形成一套独立的(不与平台和教学服务捆绑的)商业模式。另外像Zoom、ClassIn等平台服务商,只提供平台,而不提供内容和教学服务。它们各自的专业化定位,让无论是产品性能,还是支持服务响应,都大大超过以往的预期。一些中小学培训机构专注于内容和教学服务,而把业务完全搭建在快手、抖音、ClassIn等外包平台上。在线教育的各个环节,正在形成越来越清晰的分工,以及相互合作的规则。
比如,我这学期的在线教学就设计成了“微信群+B站+ClassIn+北大教学网(Blackboard)”的混合模式。我选择B站和ClassIn,就是看中了它们在视频传播、直播平台方面的突出优势。作为用户,我更倾向于选择性能优良的在线教学“零件”,灵活组织形成我的在线课程。从这个角度看,可能的建议是,从产业生态的视角,网院重新梳理原来的业务模块,寻找和突出自己的优势产品和服务。


在线学习:就这次高校在线教学进行观察,您认为,今后的高校继续教育应该向什么方向努力?
郭文革:
此次大规模的在线教学探索,为在线教育带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随着在线教育产业链分工的逐步形成,在线教育将迎来“第三次”创新和突破。这一次的重点,是在办学制度和办学模式上寻求新的突破。
例如,大学对于教师教学工作量的考核,是否认可以及如何认定在线教学的工作量,就是一个影响疫情过后大学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开展在线教学的制度因素。制度的突破,无疑将大大拓展高校继续教育的办学范围。另外,利用在线教学平台,整合国内/国外、高校/产业界的教育生产要素,形成创新型的教学项目,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有很大的探索空间。互联网让教育企业家可以从全球范围采购教育资源,组合出新的教育产品和服务,VIPKID就是一个例子。在职业教育领域,如何整合高校、企业/医院等的实践资源,通过在线平台,打造线上、线下混合的教育培训项目,也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高校继续教育作为在线教育探索的“国家队”,在引领政策创新、创办新型的在线/混合式教育项目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也担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大学国际合作进入大范围深层次阶段


在线学习:不仅仅是在中国,国外的大学也在开展在线教学,这种现象意味着什么?会给全球教育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郭文革
:此次疫情,让国内国外的大学猝不及防地投身于在线教育。疫情当前,很多固有的偏见、制度约束等都不得不让步,由此在人类历史上开启了一次大规模的在线教学实验,影响深远。
首先,对大学教师和管理团队,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在线教学培训。其次,大学将慢慢认识到并区分哪些课程适合线上,哪些课程不适合线上;哪些内容适合线上教学,哪些内容不适合线上教学。基于此体验,未来是否有可能对课程进行分类,分为能够全在线上讲授的课程,和不能在线讲授的课程,以及部分可以在线上讲授的课程?不同类别的课程,成本和学费是否也应该不同?第三,对于那些能够在线讲授的课程,由于“携带”方便,可能采取灵活的教学方式。灵活性是否可能让“弹性学制”变成大学的一种常态?第四,通过在线教学,开展国际间的大学合作,用教育培养认同感,弥合疫情导致的全球化倒退趋势。从教育和技术发展史来看,通讯交流范围的扩大,无一例外地增进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这种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带来了文化的交融和价值观的相互认同,又进一步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奠定基础。基于在线平台的教育合作,有望为增加国际交流与合作,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00后”是教育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在线学习:在《如何提高在线教学质量:参与、交互设计是重点》一文最后,您非常看好“00后”,提出“教育要托举着他们鼎立前行”。为什么寄予如此厚望?
郭文革
:这与我对在线教学研究视角的转变有关。前面提到,2014年我的专著《中国网络教育政策变迁》出版,下篇用三章的篇幅,建立了一个《互联网:一个全新的教育生态环境》的理论框架。为了完善这个研究框架,近年来,我又发表了《教育变革的动因:媒介技术影响》《媒介技术:一个“长时段”的教育史研究框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体系,可以站在长时段的、媒介史和教育史的交叉点上,观察互联网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
与“00后”这一代人可以类比的是500多年前,古登堡印刷机出现以后,欧洲出现的那批能读书写字的人,麦克卢汉把他们称为“印刷人”。近代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就是这批“印刷人”。有感于此,我在2015–2018年带着我的学生团队,为苏州第十中学的高中、初中学生开展了三年的“数字化阅读”在线教学实验。与近1500名中学生的“直接”对话,让我们看到了“00后”“互联网”一代的情感和视野:他们是人类有史以来,在同一年龄段接受“信息量”最大的一代人,教育要托举着他们鼎立前行,才不辜负这个技术变革的时代。
总之,这次大规模在线教学的社会实验,不仅是一场转变教学方式的变革,从深层次来看,更是一场对原有知识体系、对人才培养的素质结构的全方位审视和思考。未来新教育的“标配”不再局限于印刷时代的课本和课堂,知识内容的数字化表达和传播,教学的在线化、灵活性以及伴随终身,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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