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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钟柏昌:新基建要把人文关怀注入虚拟世界

作者:刘增辉 来源:在线学习 阅读:1551

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并不仅是技术的引入和应用,更重要的是“人”的改变,其指向“教育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现实需求。

文/《在线学习》主笔 刘增辉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钟柏昌:新基建要把人文关怀注入虚拟世界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钟柏昌

“教育新基建致力于实现教育的数字化转型,突破教育信息化的‘最后一公里’”。日前,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钟柏昌就教育新基建相关问题回答了本刊提问。他表示,教育的永恒意义在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推进新基建应高度重视“数字人文”,要提升新技术应对复杂教育问题的“温度”和“湿度”。此外,推进新基建还应注意总结经验教训,以“避免成为资本逐利和收割的对象”。

新教育需求呼唤教育新基建

在线学习:2021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已经有20多年,为什么现在又提出推进教育新基建?

钟柏昌:近年来,我国教育信息化事业快速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当前教育信息化水平离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差距。首先,信息化基础设施尚不成熟。随着5G移动通信、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兴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原有的信息化基础设施难以匹配教育领域数字化转型的需要,况且还存在部分地区网络和平台支撑能力不足、部分单位安全保障能力欠缺等“洼地”。其次,信息化应用水平有待提高。应用问题也是阻碍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突破信息化教学应用中的难点,走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最后一公里”,依然是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此外,技术的更新换代也激发了新的教育需求,迫切需要新技术的赋能。例如,最新提出的元宇宙概念勾勒了未来教育的全新场景,尽管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为互联网教育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时空边界指引了新方向。

因此,教育信息化迫切需要以技术迭代、理念升级解决现存问题,开展教育新基建正是重要的发展契机。简言之,教育新基建将成为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和新抓手。

数字化转型指向“人”的改变

在线学习:您提到“教育数字化转型”,六部门文件中也多次提到这个概念。在您看来,教育信息化和教育数字化转型有哪些不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是什么?

钟柏昌:从目标来看,教育新基建致力于实现教育的数字化转型,突破教育信息化的“最后一公里”,从而实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具有丰富的层次:一是数据要素层面,新技术、新工具、新平台的应用将促进教育信息的多模态化,故多模态数据将成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一个基本特征;二是教育业务层面,应用逻辑的改变将会引发教育活动流程的调整或新业务模式的创生,此种背景下,线上线下混合的教育模式和服务模式将成为主流;三是教育生态层面,多模态数据流将成为改变教育模式、服务模式的关键要素,进而催生新的教育生态。

换言之,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并不仅是技术的引入和应用,更重要的是“人”的改变,其指向“教育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现实需求。正如南京大学教授桑新民所言,教育不属于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而属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再创造,教育的对象不是物而是人,不仅是活生生的、有生命活力的人,而且是有思想、有自我意识、有自主活动能力的人。基于这种观点,要打通教育信息化的“最后一公里”,其核心终端在于学校的科组(横向的年级组和纵向的学科组)。如果科组能够实现数字化转型,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之路就能行稳致远。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科组为单位的数字化转型建设和培训,将有望成为未来教育新基建的一个重要任务。

新基建不应成为资本收割对象

在线学习:教育新基建正在展开,那么,在推进过程中,应该注意把握什么问题?

钟柏昌:作为一项重大教育政策,教育新基建的影响力广泛而深远,因此需要特别注意落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

一是教育公平问题。尽管政策本身对此已有较为充分的设计,但利益相关者众多,所处社会层面各有不同,以及技术本身存在的缺陷,政策执行中仍有可能出现“被教育公平”现象。例如,尽管可以确保区域内每一位学生都能获得相同的教育信息资源服务,但如果学生信息素养差距显著,则高信息素养者将从中获益良多,反之,低信息素养者可能收获甚少乃至浪费学习时间,进而加剧两者的发展差异;又如,尽管学习者画像可以使学习者获得精准的教育服务,但“算法陷阱”带来的“信息茧房”效应同样可能使其失去获得多元教育资源的机会。因此,有温度的政策执行者需要特别甄别那些可能被忽视的群体利益,以及因为教育新基建而可能产生的新的弱势群体。此外,一些处于模糊地带的法律和道德风险亦是棘手难题,例如,前述学习者“画像”的构建离不开学习者个性数据的获取和使用,在此过程中,如何保障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亦极度考验监管者的治理能力。

二是政策执行可能出现的偏差问题。在民主决策的社会中,政策本质上是专家意见的制度化。尽管任何一项重大政策的出台都要经历较为广泛的意见征集和修改,但归根到底,无论是专业理论的引领、实践经验的升华,还是对部门意见、群众意见的批判性吸纳,政策最终体现的还是专家集体的意志和结晶,加之教育系统的复杂性和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的快速性,政策偏离实际的风险难以根除。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政策的适时纠偏是必要的工作。

三是确保公益性。在鼓励政产学研用协同开展新基建的同时,要特别注意避免商业模式的异化。作为一个新的投资热点,教育新基建失序和失范的风险值得警惕,校外培训殷鉴不远,教育新基建应避免成为资本逐利和收割的对象。

在线学习:请您具体谈谈公益性这一点。

钟柏昌:举例来说,某国家级文献数据库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作为一项涉及整个知识领域的基建项目,其本质上应该以普惠共赢为营运逻辑,但其不断强化的商业模式已然破坏了整个知识创新的格局。此外,教育新基建相关产品和服务的研发,一定要扎根学校教育教学的实际需求,不忘教育初心,既要避免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建设,也要避免缺乏教育灵魂的商业应用的简单搬家。对于学校用户而言,一方面需要用开放的眼光接纳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另一方面也要意识到校园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场域,要以立德树人为引领,时刻关注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技术依赖等负面影响,避免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淹没在技术应用的海洋中。

新基建要为技术赋予“情感”

在线学习:教师是信息化的实践者,在校园新基建中,应如何把教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真正促进学校教学数字化转型?

钟柏昌:要真正促进学校教学数字化转型,要做好内外结合。一方面,如前所言,学校内部要做好科组层面的数字化转型建设;另一方面,要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开发和丰富数字教育资源的形态、功能和应用场景,提升用户体验和兴趣。丰富数字教育资源的形态与功能,主要指借助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元宇宙等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虚实融合教学场景、教育机器人等新型资源开发,使数字教育资源摆脱“知识载体”的标签,成为促进“知识建构”的沃土,提升数字资源的效能。拓展数字教育资源的应用场景,就是要从为师生减负的角度出发,不仅服务于课堂教学,还能为教师课前备课和课后评价、管理助力,为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乃至更为广泛的课外学习引路护航,从而打通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区隔,实现师生增效减负的外在目标和师生教学自由的内在诉求,从而增强师生数字化转型的信心和热情。

在线学习:在信息化进程中,一个问题长期被忽视,那就是如何把人文关怀注入虚拟世界,以尊重学习者,而不是冷冰冰的人机交互。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钟柏昌:在信息化进程中,人文关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数字人文、情感计算、教育元宇宙、技术伦理等概念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在我看来,它们分别从学科融合、师生虚实互动、人机关系定位等角度体现了人文关怀之所在,使教育信息化不再停滞于冰冷的人机交互,而是有温度的人机互动。在教育新基建的背景下,可从三个视角下看待人文关怀。

第一,学科融合视角下的人文关怀。随着大数据时代的不断发展,数字技术和人文研究的跨学科合作也越来越普遍。作为国际视野下的研究热潮,数字人文已然代表着一种数字技术与人文科学深度融合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并在媒介体系与研究范式上对人文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利用计算机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时,可以短时处理海量文本,并解决传统人文学科无法解决的量化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文本形式的数字化、数据化和电子化,文本意义的更深层次挖掘和价值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借由数字技术发现新的人文问题和价值意蕴,可以实现数字时代新型人文关怀和价值关系的建构。因此,在教育新基建背景下,数字人文在信息化设施建设、评价体系共建等方面极具动能,能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助力。

第二,师生互动视角下的人文关怀。通过互动交流,教师不仅可以启发学生的智慧,也可以关注学生的情感,实现人文关怀的渗透。例如,情感计算、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为创建教育元宇宙提供了便利条件,也有助于元宇宙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教育元宇宙最突出的优势是能够为师生提供一种沉浸式的互动场域,同步满足师生在虚实融合世界中的教与学需求。教育元宇宙中的“人际”关系将摆脱现实束缚,塑造更多的伙伴类型,形成更为紧密的伙伴关系。本质上,通过营造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在场感、存在感和依存感,才能消除互联网教育只有互联而缺乏互动的弊病。当然,教育元宇宙能否成功落地,取决于能否满足真实的教育需求以及能否重塑教师的教学习惯,否则,最终也只能落得个银样镴枪头的“美名”。

第三,人机关系视角下的人文关怀。教育新基建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以教育的技术革命推动教育本身的革命,即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全方位应用,为教育构造一个全新的基础环境,提供一套全新的生产工具,从而为教育变革提供一种全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技术伦理一词广受关注。毋庸置疑,智能技术必定可以作为教育提质增效之“利器”,然而,人与社会的复杂性导致人工智能的价值负荷具有双面性。尤其是人工智能“器用”价值的野蛮生长,必然面临僭越人性和教育德性的风险,忽略乃至压制教育成“人”的价值诉求,使人成长为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冷酷路人”或“科技巨婴”。

教育的永恒意义通常体现在教育的目的、过程和结果都要指向人的全面发展。以德树人、以情育人、以智启人,才能成“人”之美。从这个意义上说,唯从器(工具理性)和道(价值理性)的融合角度出发,才能深刻理解“伦理规范”之“重”。然而,如何实现“技术之器”与“技术之道”的深度耦合,乃至使“器”与“道”,“技术”与“人”融为一体,既是一个哲学命题,也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实践问题。因此,对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在拓展其应用于教育的深度和广度的同时,要提升其应对复杂教育问题的“温度”和“湿度”,使其不仅是求真利器,更具有向善之道,当且应当成为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共同愿景。

来源:《在线学习》杂志2022年1-2月刊(总第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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